2021年开始，北大汇丰智库定期对外发布基于“实时预测”（Nowcasting）方法的季度与年度《湾区经济分析报告》，重点分析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经济形势、预测各主要城市经济增速，并探讨湾区经济相关热点。《2021年湾区经济分析报告》包括现状与展望两方面观点：

现状：（1）预计大湾区2021年GDP达12.54万亿，按不变价增长8.1%，总量已与东京都市圈相近。（2）伴随东莞GDP跨入万亿，大湾区已拥有5座万亿GDP城市，肇庆、中山、江门等市复苏加快，深圳、东莞则复苏放缓。（3）“缺电”、“缺芯”、地产下行是拖累2021年经济的主要因素。

展望：（1）考虑到供给冲击缓解、财政政策空间充足以及RCEP的生效，2022年珠三角经济增长将好于全国，预计全年增长5.4%，结合港澳的平稳复苏，预计大湾区整体增长5.0%。（2）七普数据显示，当前大湾区的人均GDP增长相比全国放缓，但步入老龄社会的速度明显慢于全国，这凸显了经济结构转型需求，未来要继续强化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

2021年湾区经济形势分析

?（1）全年GDP预计达12.54万亿，增长8.1% 

根据我们对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的GDP预测，2021年大湾区经济总量预计达到12.54万亿人民币（约1.82万亿美元），实际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3.7%）。

尽管同比增速看似与全国经济（8.1%）持平，但这主要是因为2020年受港澳经济收缩影响，湾区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约-0.2%），慢于同期全国的2.3%，这给2021年带来了相对低基数。从相比2019年的两年平均增速看，慢于全国（5.1%）。

从国际比较看，2018年日本东京都市圈经济总量约为1.69万亿现价美元（其中东京都0.97万亿、神奈川县0.32万亿、埼玉县0.21万亿、千叶县0.19万亿），考虑到新冠疫情导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基本停滞，尽管缺乏确切统计，但可推断当前大湾区经济总量已接近甚至超过东京都市圈。

从国内比较看，2020年长三角人均GDP不到11万元，而粤港澳已超过13万元，人均GDP与全国之比分别为1.41和1.84，二者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方面已与京津冀拉开差距。

2018年以来珠三角GDP增速下降幅度略快于长三角，可由地均GDP差异解释。尽管粤港澳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创造的GDP远高于长三角和京津冀，但这也显示，长三角广阔的空间更有利于其打造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这将强化其在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冲击时的经济韧性。此外，在大湾区内部也存在较严重的土地资源在供需上的错配，导致的部分城市节节攀升的房价也可能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两个制造业中心深圳、苏州为例，深圳的工业总产值位居全国第一、增加值居于第二，相比同处前三名的苏州，二者主导产业均为电子信息。但是，因土地资源差异巨大（深圳与苏州土地面积之比为1：4.3），深圳的产业集中度更高（2019年深圳与苏州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1]之比为3：1），更依赖于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拉动增长。

?（2）东莞新进入万亿GDP城市，大湾区万亿GDP城市达到5座

根据我们的预测（见表1），2021年东莞不变价GDP将增长8%，现价GDP预计超过万亿，也成为广东省第三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由此粤港澳大湾区将共有深圳、广州、香港、佛山、东莞5座万亿GDP城市，且深圳都市圈（深圳、东莞、惠州全域以及河源、汕尾等两市的都市区）将拥有2个万亿GDP城市。

珠三角城市中，两年平均增速靠前的包括肇庆（7.6%）、惠州（5.9%）、广州（5.5%）、珠海（5.4%）、江门（5.4%）。这些城市的复苏可分三类：

一类是制造业投资驱动，包括制造业厂房、设备等相关投资。如肇庆市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产业（宁德时代投资120亿元在肇庆建设华南最大的锂电池制造基地，目前已竣工约75亿元的一期项目），惠州市的电子信息、石油及化学制造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一类是出口驱动。如江门市的家用电器、摩托车和印刷电路等产品出口。

此外是第三产业驱动，如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广州前三季度GDP达到73%，前11月高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长约20%。尽管前三季度广州的投资增速同样较快，但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24.8%，快于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11.3%。

对比之下，深圳和东莞增速较慢，投资与工业生产表现一般，这导致2021年出口占其GDP比重的上升幅度高于其他珠三角城市，东莞市的外贸依存度更是首次突破90%。原因主要是下半年以来两类冲击带来的影响：一是下半年深圳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幅度珠三角最高；二是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缺芯”问题冲击了深圳、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

纵向看，2021年大湾区实际GDP相比2019年的两年平均增速为3.7%，相比疫情前的实际增速水平（约4.4%）有差距，这显示经济的复苏仍有不足。这一特点可以从如下角度来看：

?（1）今年的多次供给冲击给珠三角工业生产带来短期扰动

首先是原料涨价。国内能源及大宗商品涨价抬升了下游制造业企业成本，限制其产能扩张。珠三角制造业行业结构以电子通信、电气机械、金属和非金属制品以及电力、热力、燃气生产等为主，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的情况看，除电子通信外这些行业在2021年前三季度的利润率均受到侵蚀（见表2），直到四季度价格才逐步传导至下游，这对其再投资及产能扩张形成制约。

需注意的是，面对相似的原材料涨价，中小型企业由于议价权较弱而面临的成本压力会更大，考虑到珠三角中小型民营企业众多，因此规上数据可能存在对珠三角企业成本压力的低估。

其次是能耗双控。广东省属于2021年上半年能耗强度降低率未达进度要求的省份（这与其疫情以来更多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相关），电力供应受三季度以来“能耗双控”等调控政策影响较大。广东省总用电量中接近50%为制造业用电，2021年三、四季度发电企业面临的成本攀升以涨价或限产的形式影响到了各类工业企业。根据我们的测算，电力产出每下降1%，广东工业总产出平均将被拖累0.87%（见2021年第三季度湾区经济分析报告）。

最后是芯片短缺。即半导体、汽车等支柱行业关键零部件的供应紧张问题。

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三季度，全球半导体行业、汽车行业面临严重的芯片缺货，一方面是由于疫情阻碍了全球芯片产能扩张，包括东南亚疫情的反复导致日本的部分汽车芯片产能难以保证。同时，先进制程产能集中在少数的国外晶圆厂商，大湾区内的集成电路产业总体优于设计而短于制造，这导致大湾区的工业系统级厂商对国产芯片采购意愿往往不足，更依赖性能更加稳定可靠的进口芯片。例如，在2020年深圳集成电路产业整体销售收入中，设计业销售收入占比达到80%，在集成电路制造领域，深圳仅有中芯国际深圳分公司、方正微电子、深爱半导体三家企业，当前技术水平并不能与其设计端企业匹配。

另一方面是在芯片、电池涨价预期下，国内手机厂商对芯片，以及新能源汽车厂商对芯片、动力电池的备货需求明显增长。2021年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了超过150%，但是，根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的数据，目前涉及汽车安全的发动机、底盘、车身控制等关键芯片，我国的国产化率只有3%。由此，计算机、视听设备、通信设备、汽车制造等珠三角的核心产业增加值、利润增长被迫受到限制。例如比亚迪2021Q3的财报显示，新能源车销量一路增长，净利润却同比去年下滑27.5%。

?（2）需求侧出现明显的分化，出口形成了强支撑，但地产投资下行影响较大

长期以来，出口对珠三角经济的贡献较大（出口交货值占广东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例超过1/4，而广东出口95%以上在珠三角），因此2021年医疗物资、机电产品推动的出口高增速无疑是对珠三角经济的一种强支撑，且由于运力、供应链、物流等因素的约束，极高的出口需求又受到了一定的延迟和平滑，强化了其持续性。2021年前11个月，广东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4%，占全国的21.1%。

再进一步结合海关口径数据，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估算了广东省（珠三角）出口指数。可以发现，2021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增长中价格的贡献越来越明显，而涨得动价实际也是出口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一种体现。从各城市表现看，大湾区11市2021年各月出口绝对额基本好于其2019年水平，其中，江门、惠州、佛山、东莞四市出口形势较好，平均出口额较疫情前提升了约20%。

同时也能看到，内需总体不振是2021年珠三角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下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明显下行。珠三角销售、投资、土地三个维度的指标均快速降温。深圳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值的两年平均增速由上半年的7.4%降至前11个月的-0.1%，且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前9个月深圳已有642家中介门店关停。地产投资下行的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8月以来全国层面层层加压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也有区域内大型地产公司的债务违约影响，此外房地产税出台的预期也影响部分城市的住房销售[3]。

消费总体复苏较慢。从珠三角9个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两年平均增速看，全部城市相比2019年增速水平差距均在2%以上，佛山、中山前11个月累计同比仍为负增长，肇庆、广州、东莞、江门达到3%以上，但相比疫情前6%-9%的增速水平仍差距明显。这一方面由于疫情对于居民整体收入增速的侵蚀尚未完全恢复，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带来的收入分化。

2021年底，广东省推出了针对居民消费的更进一步支持政策。广东省表示将逐步放宽广州、深圳汽车上牌指标限制，2021-2022年，广州市配置节能小汽车增量指标增加至8万个；深圳市进一步放宽新能源小汽车指标申请条件，取消社保条件等限制。预计2022年消费恢复有望加快。

?（3）港澳经济能看到加速好转的趋势，但需实现通关才可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根据我们的预测，2021年全年香港、澳门经济预计分别实际增长6.5%和25.7%。

由于与内地在人员流动、服务贸易方面的限制仍然存在，2021年香港疫后复苏进程相比珠三角城市偏慢，但可以看到其当前正在加速复苏，这主要是三方面因素在支撑。

一是上半年强劲的货物出口，三季度增长14.2%，对内地、美国、欧盟均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速。二是下半年消费的持续改善（部分受惠于消费券的发放强化了居民购买力，部分受益于疫情好转后本地居民外出消费），前10个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同比上升8.5%。

三是金融服务业对整体经济形成持续支撑。过去20年金融及保险业增加值占香港GDP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且疫情以来加速上升，2021年前三季度超过22%，这一方面依赖于内地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香港为IPO首选市场（2020年超过80%内地申请上市企业选择香港上市），另一方面源于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不断产生新进展（债券通“南向通”、跨境理财通等），带来金融业务增量。

展望2022年，预计一季度港澳能实现与内地通关，将有助于其旅游业、服务业进一步复苏。

相比较下，2021年澳门经济的复苏更快，第三季增长32.9%，预计全年增长25.7%。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其外向型经济过于依赖博彩业、旅游业，2020年澳门GDP出现重大衰退。此后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澳门经济一方面明显受益于旅游业和博彩业恢复，2021年前三季度累计入境旅客数同比增长43.2%，前11月博彩业毛收入同比增长49.9%，另一方面经济的多元化程度有所提升（GDP中金融业增加值等比重上升）。

但是，2021年前三季度澳门不变价GDP依然只相当于2019年前三季度的54%，说明其经济复苏只在半程。伴随粤港澳区域疫苗接种率的上升，我们预计内地与澳门间人员往来有望在2022年进一步恢复，而澳门与香港的通关进度将主要取决于香港与内地的通关进度。此外，《2022年施政报告》提出，要加速澳门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包括与横琴合作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等产业。

2022年湾区经济形势展望

? 预计2022年全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速为5.0%

结合我们的模型预测，2019年、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珠三角和大湾区的实际经济增速分别为6.4%、2.4%、5.2%和4.4%、-0.2%、3.7%，而全国的增速分别为6%、2.3%、5.1%。据此推断当前珠三角经济实际增速与全国实际增速总体相近，结合北大汇丰智库对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5.0%），预计2022年珠三角GDP实际增长应在5.0%至5.5%区间。此外港澳在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恢复的条件下经济可能进一步好转，预计分别增长3%-4%和8%左右。

在以上区间判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珠三角经济增长会略好于中国经济增长。预计2022年珠三角经济增长5.4%，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增长5.0%。原因包括如下几点：

（1）珠三角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会好于全国。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2022年强调财政政策发力稳增长，而珠三角城市群财政质量全部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地方债余额与GDP之比均小于20%），且“双区建设”下储备的优质基建项目较多，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渐趋市场化、额度向高信用区域倾斜的背景下[4]，珠三角城市群发力基建的抓手会更多。

（2）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的芯片短缺局面可能明显缓解，这将有利于珠三角的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支柱工业产能扩张。一方面，国际芯片产能正在逐步恢复，2021年四季度以来北美和欧洲的半导体企业产能利用率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日本的丰田、日产等汽车制造商也表示预计2022年一季度日本国内的芯片供应将稳定；另一方面国内也在加大对国产中高端替代芯片的投资力度，中芯国际与深圳市政府合作投资的12 寸晶圆生产线（28nm以上集成电路）预计2022年可开始生产。

（3）RCEP生效对珠三角中小企业出口的正向效应会大于全国。2022年1月1日起RCEP正式生效，其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在货物贸易方面，RCEP主要利好国内农产品出口。制造业方面，新获得零关税或降关税待遇的国内产品包括近99%的化工产品、65%的汽车零部件等。更值得注意的是，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对于广泛参与东亚制造业分工的珠三角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意义较大。

此前珠三角企业从越南、新西兰进口原材料生产洗碗机，需要增值45%才能享受以20%关税减免出口泰国，而RCEP生效后，只要中间品在协议国之间贸易的增加值合计达到45%（如中国增值25%、越南增值15%、新西兰增值5%），就可以享受20%关税减免。

由于产业分布集中在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链条复杂、依赖国际分工（特别是中日韩之间分工）的高技术产业，或是有赖于从东盟等国进口原材料的家电、玩具等制造业，珠三角企业的中间品出口比例要高于全国，原产地累积原则将强化其出口优势。此外，珠三角存在大量中小民营企业，该规则有利于中小企业克服自己单独增值有限的困境，可能让数量较多的小企业容易达到减免标准。

湾区经济中长期趋势分析

? 1. 人均GDP增长相比全国放缓，显示经济转型需求

对比当前的中国经济与大湾区经济，可以看到经济的增长中枢均呈现下行趋势。同时也可发现，一些基本变量的走势出现了背离。

首先是人均GDP，大湾区增长在放慢、全国仍在持续增长，根据七普数据以及我们的预测，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约1.82万亿美元，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与全国人均GDP比值已缩小至不到2倍。

其次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大湾区步入老龄社会的速度慢于全国，2010年至2020年大湾区60岁以上人口占比由8.5%升至11.1%，同期全国则由13.3%升至18.7%，其中最低的深圳和东莞只上升了不到2.5%。

从国际比较看，这一发展趋势也曾出现在东京都市圈，20世纪90年代开始其人均GDP增长明显放缓，保持在日本人均GDP的约1.2倍，人口占比则继续稳定增长，由1996年的26%上升至2020年的29.3%。如果认为珠三角（港澳人均GDP此前就已经基本保持稳定）和东京都市圈人均GDP增长明显放慢的时点是2020年与1990年，可以看到东京都市圈在1990年后有如下特点：

一是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明显慢于全国。2020年日本全国15-64岁人口相比1996年降低了15%，而东京都市圈仅降低了不到5%。

二是第三产业占比加速提升、制造业向外围区域扩散。1990年以来东京都市圈制造业大量由东京都向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迁移，同时整体第三产业占比已超70%。

三是以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型服务业为主体产业的格局基本形成。202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位于东京的约40家，仅次于北京（超过50家），远高于大湾区（广东16家、港澳3家）。与当前中国大陆相似，1995年在日本GDP达到美国约70%时，日本世界500强公司数量也首次超过了美国。

以上差异凸显了两个研究需要：需要在国内外对比的基础上单独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型阶段与趋势，而不能仅将其归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分析框架之内；需要评估大湾区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

转型的基本目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这涉及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民生发展、生态文明、社会和谐等多方面，但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在具体方向上应结合实际有所侧重。大湾区的基本特点包括经济总量大、市场化水平高、经济外向特征明显、粤港澳三地多体制并存以及珠三角制造业分工有序，对应其当前可能正面临以下的重要转型需求：（1）经济增长动能要向创新驱动转型。（2）要培育可持续的低碳增长模式。（3）制造业要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4）粤港澳要强化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 2. 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仍需加强

我们预计，未来大湾区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特点不会变化，但在新增劳动力、资本回报率长期下降的趋势下，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凸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大湾区的第二个定位是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到2035年要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与经济增长最直接相关的一般是产业层面的科技创新，为了观察大湾区创新所处的阶段，考虑指标口径的差异，可分别开展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

国际比较可以观察创新投入与产出。

投入方面主要比较R&D支出占GDP比重等指标。2018年以来珠三角R&D支出占GDP比重正快速上升，2020年达到3.72%，超过德国（3.1%）、日本（3.3%）、美国（2.8%）2018年水平；2015年至2019年PCT专利总量数达2.78万件，仅次于东京湾区，占全国同期总量的47.15%。

产出方面主要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1年的报告显示，“深港穗”创新集群排名全球第二位，次于“东京-横滨”集群（自2020年起“深港”创新集群调整为“深港穗”，显示广州在创新强度上有提示、且与深港的互动越来越多），从2020年报告看，“深港穗”相比“东京-横滨”的差距包括：（1）PCT专利申请总量份额（占全球比重分别为6.9%和10.8%）；（2）科学出版物总量份额（占全球比重分别为1.37%和1.66%；（3）科技创新强度或人均创新活动（“深港穗”排名第57位，低于“东京-横滨”的第26位）。

国内方面主要比较珠三角和其他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活跃度三个层面的指标表现。可以得出如下发现：（1）珠三角R&D投入强度为3.4%，高于全国（2.2%），但低于京津冀（3.9%）。（2）珠三角与长三角企业R&D投入作为投入主体的地位明显高于京津冀，京津冀创新投入主要通过政府支持高校和研发机构。（3）珠三角和长三角R&D投入方向主要是试验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占比低于京津冀。（4）在工业企业层面，从R&D经费规模、R&D人员的规模和质量、有效专利产出、新产品产出等维度看，珠三角均处于领先地位。（5）珠三角企业（市场化机构）之间创新合作相比全国更加普遍。

我们可以由此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动能的不足与改进方向:

一是创新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仍显不足。从科技创新强度（Science & Technology intensity），也就是“人均创新活动”来看，“深港穗”创新集群全球排在第57位，远落后于“圣何塞-旧金山”（第4）和“东京-横滨”（第26），也低于北京（第36）。集群中真正拥有全球主导权和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企业偏少，以主导产业电子信息为例，尽管半导体材料国产化进程在加速，但核心技术缺乏，高端产品如5G核心芯片、高端电子元器件、工业基础软件、光刻胶、化学品等对外依存度均在60%以上。

二是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相比国际国内均有差距。相比国际城市群的差距在产出和成果上，大湾区世界级的基础性研究平台仍较为欠缺，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大学、高水平科研院所和知名实验室相对不足，例如硅谷周边建有斯坦福正负电子非对称环、正负电子工程、斯坦福直线对撞机等大科学装置；相比国内城市群差距在资源投入上，珠三角的研发投入强度不及京津冀，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又较低，此外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我国四大综合性科学中心之一（深圳），但长三角地区内的两个中心（上海和合肥）目前有更多的相对成熟的国家大科学装置集群。

三是在产业与应用创新领域领先全国，但仍有若干提高空间。大湾区在企业层面的创新投入是很强的，2019年A股珠三角城市群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全部公司研发投入的85%，可以继续改进的其他方面包括：

首先是投入强度可以进一步提升，近3年来大湾区内深圳、东莞、广州、珠海等城市的研发投入强度正在快速上升，但是2020年大湾区内最高的城市深圳（5.46%）仍然低于2018年的旧金山湾区（6.10%），因此差距还有进一步缩小的空间；其次是高端创新人才数量及人才国际化程度需要补强，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硕士学历以上人才占比等数据均明显落后于旧金山湾区，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程度较低，与美国旧金山、纽约等湾区区别较大；此外是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具备雄厚实力的高校、科研院所整体不足，另一方面也因为香港高校与珠三角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有待提升。

北大汇丰智库宏观组（撰稿人：海闻、喻奇）

成稿时间：2022年1月19日

联系人：程云（0755-2603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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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