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液态青年 ，作者李卷 蕴酱子

韩国突然“崛起”了。

7月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这也是1964年以来第一次发生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地位变更。

韩国外交部随后表示，这一变更“名副其实”。2020年，在受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韩国依旧以1.55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位列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但几乎没有韩国人沉浸在这份“发达了”的喜悦中。

在今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2020》中，韩国排名62，在3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35位，仅次于希腊和土耳其。

而对于90年代后出生的韩国人而言，他们自打出生就被迫卷入无尽的考试竞争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年儿童福利报告显示，韩国儿童的心理健康在38个国家中排名第34位。《韩国日报》也曾指出，在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有“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这里的补习机构高达1057家，每年创下的经济值高达20万亿韩元（约1126亿人民币）。

正在读硕士的朴有美表示，重视学历的韩国人是一定要去读大学的，“我们从小到大面临的就是无数的自习与补习，每一天都过得很累。上大学以后也是数不尽的课程考试、公务员考试。”

可当他们辛苦读完大学进入社会，迎接他们的往往是过劳、低薪与诸多社会不公。韩国发展研究所（KDI）调查发现，在经合组织中，韩国人的工作时间仍然远超其他国家，老年贫困率更是高达43.4%位列第一。

这一系列的结果是，年轻的韩国人已经内化了这样的社会逻辑，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扭曲的道德敏感性——即使成为了发达国家，普通人也早已与快乐无缘。

文 | 李卷 蕴酱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原文首发于2021年7月28日，原标题为《“发达”的韩国，拥有最累的年轻人，和最高程度的内卷》，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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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难，薪资低

2020年3月，24岁的张洪硕从日本福冈返回韩国首尔的家中。他刚结束自己在日本一年的working holiday（打工度假），打算在首尔找一份正式工作。

只是，这段求职经历远比他想象中更艰难：不少企业因新冠疫情而停止招聘，政府甚至限制了聚集与出行。直到7月，张洪硕才在蚕室一家无印良品店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

“在日本的海外工作经验真是帮了大忙，我有一点语言优势。”张洪硕表示，还好他在本科毕业以后选择了working holiday，不然自己真的可能一直找不到工作。

张洪硕所面临的是韩国年轻人的普遍困境。

截至2019年，韩国25至34岁的年轻人口中有69.8%拥有高等教育水平，是经合组织中高等教育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然而，作为这个国家里学历最高的一代人，他们所面临的，是疫情下的经济萧条。

2020年9月15日，韩国首尔，通勤者戴口罩乘地铁。受疫情影响，“就业难”“社交受限”给韩国年轻人带来了巨大压力，使他们精神健康亮起红灯。相关统计显示，2020年上半年，韩国二三十岁年龄层中接受抑郁症诊疗人群不断增加。图片：CFP

据《日经亚洲》报道，今年1月，韩国失业率达到了21年来的最高值5.4%，比去年同期减少了98.2万个工作岗位，是1999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酒店、食品服务和零售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为了缓解就业和经营困难，文在寅政府已经进行了三轮金额超过2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但依旧没能缓解年轻人的困境。截止今年五月，15-29岁的韩国人中几乎每4人就有1人失业，这个比例远远超出其他年龄段13.5%的失业率。

2020年9月11日，韩国首尔，失业者在劳工局等待和工作人员咨询领取失业救济金。图片：CFP

可即使找到了工作，年轻人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繁重的工作与微薄的薪水是他们生活窘迫的主要来源。

作为门店工作人员，张洪硕每天要工作8小时（其中只有1小时可以坐下休息），每一天，他都要码货、收银、接待客人。蚕室的客流量很大，而店里却因为疫情长期人手不足，“在商场工作虽然可以准时下班，但每个人工作量都很大，我每天下班都腰酸背痛的，但时薪只有9000韩元（约50.68元人民币），只比韩国的最低时薪（8720韩元）高出一点点。”他说。

根据韩联社消息，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已经在7月12日决定将2022年的最低时薪上调至9160韩元（约51.59元人民币），可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改变低薪的唯一出路是找兼职。

即将从仁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应届毕业生郑尚玄正是其中一员。

相比较于张洪硕，郑尚玄在找工作上幸运了很多。经过教授介绍，他成功地获得了一份在仁川大学的行政职位，在学校的志愿服务系统里负责宣传服务、中文广播和翻译工作。

郑尚玄表示，这份工作主要在夜间，且相当繁忙。他一般会从晚上八点忙到凌晨两点，每周工作2-4天，算下来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100万（约5630元人民币）。

由于工资太少，郑尚玄又在网上找到了一份酒店服务生的白班工作，一周五天，主要负责接待客人、收款等。于是，郑尚玄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占据：白天八九点去酒店上班，晚上则回到学校继续工作到两点。

“我周围可能有一半的人都在做兼职，两份工作是真的很累，但我有两份社保，学校的工作还能帮我解决住宿，只有这样我才能省下一些钱。”他说。

在京畿道一政府部门担任文职的甜甜也印证了郑尚玄的说法，因为工资不够用，甜甜在工作之余也做起了家教的兼职。

在她看来，韩国的贫富差距太大，除了富二代，普通人家的孩子往往是“开局不利”：“一般的孩子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不过往往是休息时间不够，钱也不够，最后也很难进入大企业。”

2021年1月13日，韩国首尔，就业中心的招聘信息栏。图片：CFP

2

买不起房，结不了婚

正如甜甜所言，要是缺少父母的帮扶，年轻人不光赚不到钱，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

韩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文在寅上台以来，首尔的房价已经上涨了近60%。

2017年，首尔一间公寓的均价约为6亿韩元（约337万元人民币），但现在已接近10亿韩元（约562万元人民币）。2020年，韩国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为3115万韩元（约17.5万元），也就是说，若想买下一套普通公寓，他们需要不吃不喝32年。

为了缓解住房危机，政府将租金上涨上限定为为5%，然而，这一政策让韩国的房租不减反增。

这是因为，许多政府内部官员赶在政府正式发出限制政策之前提高了他们房子的租金。今年四月，负责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负责人金尚祚（Kim Sang-jo）就因在新法律通过前两天将自己的公寓租金提高了14%而被解职，此外，还有包括起草租金控制法案的执政党立法者朴柱民（Park Ju-min）等20名官员因涉嫌土地房屋投机而被调查。

无力的房价调控，加重了本就入不敷出的年轻人的生存压力。

首尔市房产中介所贴出的房价信息。图片：CFP

在仁川市工作的郑尚玄表示，他之所以找了两份工作，就是想再过几年搬去首尔买房。虽然他老家就在仁川，但还是大城市更吸引他。他随后又表示，虽然不愿依赖父母，但自己的存款是真的不够：“首尔的房子太贵了，我只能靠父母来付首付，然后向银行贷款，自己还房贷。”

当郑尚玄还对未来的首尔生活充满期待的时候，作为首尔本地人的张洪硕却已经认定自己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张洪硕从没考虑过要从父母那里拿钱买房，无印良品薪水微薄，首尔的普通公寓对月光族的他而言几乎是天价。

正因如此，他对结婚也没有任何想法：“一般来说，韩国人要是结婚就一定会买房，男方负责买房，女方购置家具。韩国人还很要面子，婚礼、婚纱照花上个1000万韩元是常有的事（约5.6万元人民币），而我连结婚的钱都出不起，更别说养孩子了。”

当被问及是否有恋爱打算时，张洪硕依旧给予了否定，“谈恋爱也很花钱，而且我总觉得对方把未来托付给我这样的人很可怕。”

在韩国，像张洪硕这样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他们被称之为“三抛族”，即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今年4月的报告指出，202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已连续两年排名倒数第一。不少人口学家也担心，要是三抛族越来越多，韩国会在未来成为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然而，比起国家命运，三抛族的张洪硕还是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虽然坚定了不结婚的信念，他对未来也很是悲观：“我很害怕，等到未来周围的人都结了婚，自己一个人会很孤单，可我没有别的选择。”

最近，张洪硕办了有一张大量存款就有机会抽中房子的银行卡，但并没有报太大希望，毕竟他每个月能省下的，从不超过10万韩元（约560元人民币）。

疫情期间的首尔市街头。图片：CFP

3

性别歧视，职场骚扰

身处艰难的就业市场，年轻女性的处境要比年轻男性糟糕得多。

在这一问题上，《外交政策》指出目前韩国年轻人有两种倾向：崇尚精英主义和厌女症。年轻人难以摆脱“贫困生活”，不仅是阶级差异的不公平，性别上的不公平更是让女性在学校、就业和家庭中处于劣势。

近年来，韩国的女权运动一直在积极争取权益。自2009年以来，女性上大学的比例一直高于男性，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为韩国的女权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

2017年，文在寅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总统。”他承诺要让韩国社会对女性更安全、更平等。

2018年韩国的Metoo运动开始后，文在寅也表示了支持态度，对那些站出来揭露性侵犯的女性，他说“为那些有勇气讲述自己故事的人鼓掌”。

“我积极支持MeToo运动，”文在寅在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无论多么尴尬和痛苦，都要揭露现实，找到根本解决方案。我们不能只通过改革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和态度。”

当年，韩国重新修订了《平等就业机会法》，公职人员需要接受处理性骚扰案件的培训，以加强保护受害者和证人、调查保密工作，帮助职业女性应对这种创伤。

另外，政府宣布了打击职场性侵犯的新措施——提高最高刑期并延长诉讼时效。对于以性滥用权力的案件，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诉讼时效从7年提高到10年。性骚扰的最高刑期则从2年提高到5年，诉讼时效从5年提高到7年。

2021年5月10日，韩国首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总统府青瓦台发表就职4周年演讲。图片：CFP

Metoo运动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2019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性别不平等排名中，韩国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08位，跟2017年相比上升了10位，这无疑证明了韩国女性的抗议是有效的。

京畿道政府工作的甜甜表示，现在学校和工作中，大家对性别问题的态度有了变化，老师们、公司领导们都会注意言行，女员工的权益也得到重视，比如产假更长。更重要的是，许多公司已经在预防内部的性骚扰问题。

还在念硕士的朴有美认为职场文化和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改变，她说：“以前女性总是要穿短裙，作为职场规范，现在穿衣服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不用非要表现得‘很像女人’才行。以前不化妆不能出门，最近不化妆在路上也不会被人指责了，另外以前播音员等很多职业的女性只能带隐形眼镜，现在可以带框架。女性的生活更加方便，周围有不少女性支持。”

女性形象的束缚似乎在减少，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职场女性的不公平待遇还远远不够。

2019年韩国汉阳大学国际研究院在职业女性中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女性报告说在工作中或工作后受到同事的性侵犯或骚扰，但这其中78%的女性选择保密，只有22%的女性采取了行动。她们并非不想抵抗，但是面对权力和地位远高于自己的犯罪者，只能选择沉默。

另一方面，女性在职场上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仍然很少。

“女性生育后即使回到职场也不能回到以前的地位，一般来说怀孕了公司就会让人辞职，对女性的职业生涯打击非常大。”有美补充道，“我的爸爸是公务员，他这个年纪周围已经没有女同事了。”

2018年韩国街头的Metoo运动。图片：路透社

4

她的公平，他的不幸？

显然，在争取性别平等的道路上，韩国不过是刚刚迈出第一步，但一些年轻男性却将同龄女性视为威胁，将不快乐的原因归结于女性地位的改变。

2019年，数据科学家郑韩尉在《20多岁的男人》一书中对20代的韩国男性做了调查访问，在这些年轻男性被误导的看法中，女性已经实现了平等，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在继续获得优惠待遇，这冒犯了他们所谓的“精英主义”。

在反对偷拍、反对职场性骚扰等一系列Metoo运动后，有人逆反了。2019年9月，首尔市街头，一个叫做DangDangWe的新激进组织的领导人向一小群愤怒的年轻人发表讲话。

“我们是一个追求法律正义、反仇恨、支持真正的性别平等的团体。”领导组织的文成镐对人群大声说道，“女权主义不再是关于性别平等。这是性别歧视，以暴力和仇恨的方式在传播。”

他的讲话赢得了大约40名观众的掌声，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男性，手中挥舞着标语牌。

2018年11月，首尔的反女权集会上，参与者抗议对某位性侵嫌疑人的审判并不正义。图片：cnn

文成镐的反女权组织不是特例。2018年，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对1000多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6%的20多岁男性和66%的30 多岁男性反对女权主义，而20多岁的男性中，近60%的人认为性别问题是最严重的冲突根源。

长久以来，年长的韩国男性认为自己是监督女性的“大家长”，这一代的歧视以所谓男子气概和严格的性别角色分配为特征。与父辈们传统的性别歧视不同，韩国年轻男性拒绝男性特权和以性别歧视为特征的父权制所带来的责任，但同时，他们也反对女权主义。

在“性别和权力的交汇点”上，年轻男性认为他们在性别基础上面临结构性劣势。

这其中备受诟病的是韩国的兵役政策，根据规定，所有身体素质符合条件的男性需要在18至28岁之间进入军队服役约20个月。大部分人会选择在大一结束后服兵役，这也就意味着男性普遍要比女性晚两年毕业。并且在这期间既没有收入，也中断了学业，因此许多年轻的韩国男性感受到危机。

另外，他们认为文在寅政府的一些改革政策也在向女性“倾斜”。例如激励企业增加女性高管人数、承诺至少30%的内阁职位由女性担任。这些变化让更多女性进入了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并且试图打破性别决定的天花板。

作为表率，今年6月文在寅任命了一名96年的高丽大学国文系女大学生担任青瓦台“青年秘书”一职，这次任命受到反女权的保守派国民力量党的攻击。

2021年6月21日，文在寅提名三名青瓦台秘书，其中“青年秘书”朴成玟年仅25岁，尚在就读大学。图片：Facebook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让男性处于劣势。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郑尚玄像大部分男性一样，在大一结束后去服了兵役，在就业公平性上，他指出：“两年的兵役时间会被计算进工龄，特别是对公务员、教师和大企业职员来说，晋升和涨薪也会更快，男性已经得到了补偿。”

朴有美则指出，20、30岁的男性产生不满的情绪是有理由的：“刚刚毕业、当了兵，比同龄人晚进入职场，未来都不确定，很茫然。又必须去找工作，工资还很低。所以才觉得自己的生活很不幸。”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不幸归结于政府的“重女轻男”上。

5

想躺平，却右转

而现在，反对女权的年轻人在政治界有了一个代言人。6月11日，韩国主要的保守反对派国民力量党选举36岁的李俊锡为党主席。

撇开他的年龄不谈，李俊锡也是个不寻常的选择。党主席职位是韩国最高的政治职位之一，通常是党内拥有强大支持基础的连任议员才能担任。李俊锡曾三次尝试国会议员选举，但三次都失败了，这一次意外当选党首，与韩国年轻一代人的支持密不可分。

他的世界观与同龄的韩国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今年5月，韩国连锁便利店GS25贴出的推销露营装备的海报上，有两根手指去抓住冒着热气的香肠的画面，这让很多年轻男性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韩国女权主义者侮辱男性的手势。

韩国连锁便利店GS25引起年轻男性不满的广告。图片：Facebook

李俊锡很快对这件事情发出评论：“到底为什么香肠必须出现在那里，谁会用手指吃热香肠？我们应该得到一个解释。”

7月，李俊锡呼吁取消性别平等部，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竞选承诺。他认为该部门“没有任何成就，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通过宣传反对“激进的女权主义”，指责政府任命内阁更多的女性的政策，4月举行的首尔市长补选中，20多岁的男性选民中有72.5%的人支持了李俊锡的反对党。

郑尚玄表示，文在寅在媒体上的形象很好，可是在他上任后，年轻人的处境并没有改善，仍然日复一日为了工作、房子奔波。

“其实我也不知道李俊锡这人是谁，但我投谁也不会投文在寅了。”他说。

无论是文在寅还是李俊锡，在更多年轻人看来，性别只是个筹码。20代、30代的年轻人已经厌倦了上一代搞政治的中年男人，认为他们无论是打女权牌还是“平权牌”，都不过是在享受自己的男性特权，争取某些群体的选票。

“人们不想投他所以就去支持其他人了，至于他的竞争对手是什么立场没有人关心。”有美说，“大家都很现实。房价太贵了。”

2021年6月11日，韩国首尔，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年仅36岁的李俊锡以43.8%的得票率当选党首。在韩国宪政史上，首次诞生不满40岁的党首。图片：CFP

不快乐的韩国年轻人只想躺平，4年前听到左派总统文在寅的竞选承诺时，他们也曾对自由政府充满希望。而朴槿惠被弹劾之后，韩国的保守右派一直在漂泊。赢得这次首尔市长补选之前，他们连续四次输掉了全国选举。

但现在，在经济停滞、中产阶级利益受损、就业机会减少、房价高企、年轻人希望渺茫的背景下，韩国保守党开始利用对文在寅的女性友好政府的不满来振兴自己。——这对韩国政治的未来是一个危险的迹象。

（文中甜甜、朴有美均为化名。）

原标题：《“发达了”的韩国，却有着最高程度的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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